北京:一座厚重的城市 装着所有与年轻有关的故事
彼时，归国华侨梁惜青每年都要辗转于日本和中国，为了续办签证事宜，她的公司不得不暂停业务数日，这无疑是件麻烦事儿。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北京最新的人才政策让她成功申请了在京永久居留的“绿卡”，一次办理、永久受益。
管理模式的“开窍”是为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在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趋势下，创新元素正“逆着潮流”不断向京汇聚。据中国经济网了解，2015年，北京创新综合能力排在全国首位;2016年一季度，与创新创业有关的各项指标均保持快速增长。这座历时底蕴厚重的城市，正发生着所有与年轻有关的故事。
21岁的中关村 敢闯敢拼的新北京
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香早已飘至全国，让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颇为自豪的是，中关村有个“21岁现象”：不少学生大三时期就开始创业，他们创造能力强、思维方式和国际接轨、做事不墨守成规，对现实的“叛逆”成为了创新创业的动力，因为年轻、不惧失败。
“他们中很可能会产生中国的乔布斯。”郭洪说，“如今，当你走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经常会碰到同时举办好几场创业活动，参会创业者绝大多数都是90后，很多90后创业的领军人物也都在中关村。”
36氪的创始人刘成城市这群人里的典型代表，2010年大学刚毕业时他开始编译国外的科技博客，没有投资也没有收入，在那时的创业大军里刘成城还是个弱者。可五年后36氪摇身一变，已成为中国顶尖的股权类互联网金融平台。“蚂蚁金服前一段时间战略投资了36氪，规模超过1亿美金，但所占股份也只有20%。这说明了什么?在中关村，传统的人才为资本打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资本为人才打工。”郭洪解释。
中关村聚集着来自全国的“创客”和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再加上领军企业、高等院所云集，各类金融服务、创业服务，造就了这里独一无二的创新创业土壤。用创业者们的话说就是，“但凡一个拎着创意的人，都可以来这里试试斤两。”
当然，“混迹”于创业大街的人们不仅只有“90后”，大量的“连续创业者”、“企业高管离职者”、“海归”、“华侨”也在这里落下脚跟，在各色路演活动、孵化器项目中，他们的身影频频闪现。而所有的“创客”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轻的心。正如北京5月明媚而不刺眼的阳光，他们保持着人生21岁时那股敢闯敢拼的干劲。
郭洪看到了中关村近年来的变化：“中关村产业格局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分化，传统产业加快下行，新兴产业加速增长。”这样的趋势无疑是好事，中关村的迅速发展是北京调结构、转方式的缩影，从首钢外迁、锅炉关停到城市功能区调整等等，无不说明了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如今依然跳动着年轻的脉搏。
从鲜肉到大叔 实验室“创客”数年专注一件事
有人说，中关村的发展得益于“政策优惠”，但郭洪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只是作为政策的突破口、试验田，以提供全国可复制的经验。”他表示，中关村的发展模式，不是圈地优惠招商，而是创新驱动、内生增长，不仅在制度创新上改革突破，还在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上探索新模式。
不只是中关村，在北京，各种激励创新的机制体制“百花齐放”。比起活跃在创业大街上的“明星创业者”，在人们看不见的实验室里，“创客”们数年如一日专注做一件事，他们所做的创新在无形中影响了中国乃至人类的发展。
王旭东是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扑在“新材料之王”石墨烯研究上近10年。如今，年仅30余岁的他已经成了“带头人”，面对如此重要的科研项目，他和他带领的团队攻克万难，研发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产品。这受益于航材院特有的用人体系——唯才是举。“我们不看资历、不看职级，只要你有想法有能力那就上。”王旭东说。如今，从事石墨烯研究的几个团队带头人几乎全成了清一色的“80后”。
北京生命科学园研究所是可以说是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在坚持科研原始创新的同时，北生所还探索和推动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对待人才，北生所“自有一套”。
“这里不建立职称体系，选人用人完全唯学术是瞻，看重能力和潜力。”李文辉在回国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博士，而现在已成为了乙肝治疗领域的知名专家。在发现了乙肝病毒功能受体后，他的团队正在推进相关抗体药物、受体阻断药物及其他新型药物的研发，有望在明年实现临床，从而找到彻底治疗乙肝的办法。
不玩微信，因为不想把时间切得碎片化，李文辉坚信科研和转化是在“创造未来”，得益于北京科协、北生院的包容和支持，他的研究成果走过了“死亡谷”，正在走向未来。
与王旭东和李文辉一样的实验室“创客”还有许多，他们中的不少人从“鲜肉”一路熬到了“大叔”，专注一件事，终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如果说，创新创业既需要勇敢拼搏又需要安于寂寞，那么北京正是一块既能让人“热得起来”，又能让人“静得下来”的土壤。
双创成了城市通行证 高端人才“如鱼得水”
在北京，创新和创业确实成了城市里的通行证。1992年，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梁惜春离开祖国，赴日本发展。时隔20载她再度回国，因为北京“遍地都是机会”。丈夫赵伟先行一步，把在日本研发出的肿瘤微创手术设备“搬”了回来，于2010年在海淀创办了安进医疗开始创业，梁惜春紧随其后。
于他们而言，即便是高端人才，但在日本他们的发展几乎已经“定死了”。“生活和工作的各方面都按部就班，感觉不会有什么突破，一眼能够看得到未来是什么样的。”梁惜春说，中国对肿瘤治疗的迫切需要以广阔的市场空间让他们决定回来，而政府对于创业者的支持力度咋让他们觉得安心，“总觉得不爬遇到困难，因为有困难总有地方可以求助。”
大约两周以前，她向中关村管委会提交了申办“绿卡”的请求，推荐信很快被开到市公安局，现已处在最后办理阶段。整个过程，梁惜春只用在递交材料和领取永久居留证的时候前往公安局2次。
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的首席运营官洪颖也是北京创业环境的受益者。2006年选择了从美国回到北京创业，在他看来北京的医疗业发达、科研能力强、人才和资本集中，是创业的绝佳土壤，而政府对于人才的重视更让他“如鱼得水”。
一方面不断吸引集聚着高端业态，一方面加速淘汰着落后产能。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王海臣表示，继2014年北京制定实施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后，2015年将全市的禁限比例由32%提高到了55%，城六区提高到79%。去年，全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等行业新增市场供给同比下降64%、25%、24%，而城六区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32%、23%、18%，城市业态越来越向“高精尖”靠拢。
根据北京市科委公开的数据，2015年，全市研发经费支出达到1367.5亿元，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的5.95%，R&D比例位居全国最高;“十二五”期间，北京地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60件。
在新时代的北京精神当中，“创新”仅次于“爱国”排在第二位，在这片土地上，创新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