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让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互促进

大学:让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互促进

6月底,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语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其实,这样宣布一批失效文件的通知经常发,但这次却引起了社会广泛的重视与讨论。这是因为这批失效的文件包括《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关于补充高等教育“211工程”三期建设规划的通知》《关于实施“重点特色学科项目”的意见》《关于继续实施“优秀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因此,许多媒体都将这批文件失效解读为“废除985、211工程”,认为这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举措。媒体在这批文件失效新闻的基础上,对2015年11月份国务院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也即俗称的“双一流”方案(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很多媒体对于《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分析都聚焦在“世界一流”上,却忽视了这份文件中的另外一个分量很重的关键字——“中国特色”。只要经过简单统计,就可以发现“中国特色”在这份建设总体方案中出现了10次,而且《方案》的第一部分“总体要求”就开门见山指出其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需要注意的是,《方案》中的“中国特色”,除了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过程中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范畴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同时要注意有针对性地“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开展各项工作。

关于大学的功能,历来在哲学层面就有不同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大学就应该以“高深学问”为唯一追求目标,一个观点认为大学应该“为国家服务”。前者被称为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后者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极端来讲,追求“世界一流”是基于认识论的逻辑,而强调“中国特色”是基于政治论的逻辑。尽管有不少学者和高等教育的实践者认为这两种哲学观点存在一定的对立,但是同样有不少学者和高等教育实践者认为两者丝毫不冲突。

比如早前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曾经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150周年校庆时,作为校长的威尔逊作主题演讲,认为普林斯顿大学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大学”,他的这一理念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师生的热烈拥护而不是反对,随后“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就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而众所周知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一直是研究高深学问的重镇,出了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纳什、图灵、加里·贝克尔等一系列不同学科的学术大师都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或者工作过。著名的中国籍或者华人科学家华罗庚、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姜伯驹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可见为国家服务并没有妨碍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世界上学术最顶尖的大学之一。

所以,我们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千万要注意不能偏废“中国特色”,在追求“世界一流”的同时不能忘记“为国家服务”,要做到“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双肩挑”。而我经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其实在追求世界一流和“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和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开展的科研工作不但不存在矛盾与冲突,相反两者还能实现成本互补、达到相互促进。清华大学在实现“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双肩挑”这方面就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比如清华大学积极开展对超高压、特高压、智能电网等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中国幅员辽阔的国情、出于降低能源损耗、促进环保等方面的国家战略的考量,另外一方面相关的研究也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一流。

当然,本文并不是说让大学里的每一个科研人员既要追求“世界一流”又要满足“中国特色”,而是说高校要注重相关人员与团队的调配,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促进,尤其不能以“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中任何一方为理由而荒废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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