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实验室如何打通产学研
近来，酝酿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的方案受到业界关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也明确了11大重点专项，其中就包括“初步形成开放合作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方案并争取率先承担国家任务”。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采访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前首席科学家沈志勋。
解放新论：资料显示，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委托斯坦福大学管理。成立至今，共产生过6位诺贝尔奖得主。请问，美国的实验室是如何参与创新的?
沈志勋：美国的实验室基本分为两类——科学类和工程类。科学实验室主要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如斯坦福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则更偏向应用。
实验室以大规模专项投入大装置为基础。大科学装置的复杂性和规模是大学很难做到的，所以需要国家的投入。不过，大学有人才、科研方向，二者互补互动推动实验室的发展。所以，相当一部分国家实验室设在大学或大学周边，并由大学管理。
国家实验室的使命，是挑战某个科学领域中最前沿、最困难、最突出的问题。在实现这个使命的同时，会产生很多新技术。这时，通过创新企业把技术产业化，使技术初试市场，再进行调整，然后进行放大，最后为社会服务、创造价值。
有人认为，大学申请专利是为了收益。实际上，对美国绝大部分大学而言，申请专利并不是为了赚钱。由于没有专利，就没有办法保护，企业就不会投资。所以，申请专利的主要目的是让发明能够更好地被重视、投资和发展，成为社会需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学校的首要目的不应该是收益，而是社会的进步，是培养人才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收益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但不是初衷。
解放新论：上海提出了“初步形成开放合作的国家实验室建设方案”目标。对此，你有何看法?
沈志勋：在我们的实验室中，合作者来自世界各地，有约280个大学和机构，目前一半以上的装置使用时间是给美国以外的学者，谁有好的想法谁就能来用。我们要求所有结果都是公开发表的。如果其中哪些结果是想自己独用的，就要支付费用，而这个费用是很高的。这对上海建设开放合作的国家实验室、推进产学研合作，希望有一定的启发。
解放新论：大多数大学都不认同教授经商，认为商业活动有悖于学术精神。
沈志勋：大学类型应该是百花齐放的，这样才可以培养出不同的人才。有观点认为，斯坦福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所美国大学。它培养社会公民，但也鼓励学生个人成功，鼓励技术应用和转化。如果这些技术对生活是有用的，就会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问题的核心在于，教授是不是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如果是，就可以给一些自由度。
好的科研环境有几方面要素，即自由的、开放合作的、相对容易得到支持和宽容犯错。对科学家而言，在走向知识最前沿时，通常不知道后面可能是什么，谁也不能说什么事情一定是正确的。反之，如果永远是对的，就说明其实还没有抵达前沿。
解放新论：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你有什么建议?
沈志勋：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需要了解社会的变迁趋势。我认为，有两个趋势很重要：一是老龄化。往后看20年，中国老龄化在人口规模和速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将会带来一系列挑战，但也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二是中产群体。他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消费需求的升级等，将是一个重大趋势。抓住这些趋势、发现需求并进行引领，上海就可以更上一层楼。当然，产学研结合与创新所需的优良生态系统，也是需要强调的。
此外，上海也有责任搞一些基础科学研究。对知识的追求本身会给上海带来价值，这一点对顶级人才的培育和上海在全球的地位极为重要。
